采写
王千马
年5月9日，电影界唯一获得了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和“最美奋斗者”个人称号的著名演员秦怡，于今晨辞世，享年岁。
人物名片：秦 怡祖籍江苏省高邮市。年2月4日出生于上海。中国影视、话剧女演员，表演艺术家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。年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话剧演员，年成为中华剧艺社演员。年凭借在影片《遥远的爱》中的演出成名。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、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副团长。20世纪50年代因主演《马兰花开》被中国观众所熟知。年凭借电视剧《上海屋檐下》获得第１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。年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女演员。年被授予上海市慈善之星称号，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，年获选第７届中国十大女杰，年获得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及第1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生成就奖。
秦怡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。
父母一口气生了九女一子，她为老六。因为排行为“德”，原名便叫秦德和。不管是“怡”还是“和”，都是她面对这个世界的“形象担当”。
对自己的家庭，她要知道和气生财，不给家庭添麻烦，在妈妈眼里，这个老六从小就好带的，不给她吃饭，她也不哭，不带她玩，她就自己一个人玩。
同样，在日后对待自己的观众，她也懂得让他们从自己的角色中得到快乐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叫秦德和也叫秦怡的女人，一直都在努力地成人之美，别人说什么，她都会答应。
这不是什么坏事，因为它让她浑身内外洋溢着一种品质上的美，并与她所塑造的各类人物形象相辅相成，但这也是坏事，因为它犹如宿命般地将她推向过深渊，就像她的第一段婚姻。
那是在她冒着战火，一路辗转到重庆之后。在重庆，得益于一些人的帮助，她成了一位话剧和电影演员，有了人生的第一个角色。年，著名导演应云卫筹办中华剧艺社，她加入其中，并成为该社唯一的专职演员，且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，演了六部大戏。其中，话剧《大地回春》中的黄树蕙一角，让秦怡一炮而红，从重庆红遍全国。
在当时的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，秦怡、张瑞芳还有白杨、舒绣文一起被称为“四大名旦”。多年后，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报道秦怡时，用了这样一个标题——从大后方起步的艺术人生。（网络图片）
然而，刚从学校出来没多久的她少不更事，加上一些怯懦，让她在一位男人的苦苦相逼之下，早早地走入了家庭。
她以为自己会有一个港湾，谁料到对方给她的，只是醉酒后的家暴成性。
人生还没来得及绽放，便要枯萎。幸运的是，在她的骨子里，还有一样东西，在努力地挽救她。
她记得自己小时候曾干过这样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联手自己的妹妹，跟自己的伯父做斗争。
这位伯父既是举人，又做医生，照说很有地位的一个人，但完全就是巴金笔下写的那种老顽固，只有自己，没有别人，有些事情做得就让她很是不屑，比如说发妻财，也就是专门娶那些有点问题的女人，收取丰厚的嫁妆，但娶回来却不跟人家同房，就将人家晾在那里。这样前后娶了九个老婆。“其中一个女人最后就疯了，她以为自己嫁过来，终于有丈夫了，所以很高兴，结果却永远看不到丈夫在哪里。”
妹妹看不过去，就说这个人很坏，要把他处理掉。她问，怎么处理掉呢。妹妹又说，我们拿刀把他杀掉。可真要杀人，姐妹都有些不敢，最后选择了威胁。她想好了一句话，由写字好的妹妹来写，意思也就是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要杀掉你的头。写得很大，然后贴到他的房门上，她们想，只要他进出，总会看到的。
那个时候秦怡９岁，妹妹７岁，这样的举动，也许会被人看成是恶作剧，但从这样的“大义灭亲”当中，也可以看出她的内心，其实也孕育着正义感，也懂得反抗。
尽管这种反抗比较微弱，还很无力，但却如星星之火，开始点亮她的人生。
这也就是她这样一个乖乖女，为什么会选择在学校就开始积极参加反帝反侵略的活动，并在日后不辞而别远离家乡参加了革命的原因。
同样，当她因“年少无知”而陷入了第一段婚姻的泥沼中，最终选择挣扎——结婚三天，她就搬到了女生宿舍，要和对方分居。
此后，她也在努力躲避对方的纠缠。年，在舞台上已经崭露头角的她，在剧作家吴祖光等人的帮助下，悄悄地逃离重庆。因为中华剧艺社当时在乐山演出，所以，秦怡先去的是乐山。但因为这段婚姻，她没办法参加剧团的演出。剧艺社建议她住到乐山的一个空房子里。
这个空房子里，还住着画家丁聪、徐迟、金山等人，都是一些男同胞，她又觉得有些为难了。但是再想回重庆，已经不行了，因为夏衍托人带信给她说，不要回来了。因为当时重庆的报纸上，用很大的字印着“秦怡出走”这样的标题，“这要死了，后路被堵住了。”怎么办，她只能再流浪，跟着一个从乐山运什么东西到西康的运输大队，前往西康。
同行的还有丁聪等人，不过他到达西康完成自己的绘画任务，就回去了，她却不清楚“后方”的状况，就留下来了。
西康，这个设立于年，但在年9月便被正式撤销的短命大省，也因此记录下了秦怡在苦难中的青春，并进一步淬炼了她的人生。
西康，西康
今天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省份了。不过，要是说起它的省会，还是有很多人知道，那就是连空气里都飘着情歌的康定〔新中国成立后，省府驻地雅安〕。
按照当年的划分，该省东界四川，南界云南、印度，北界青海，西界西藏，是内地进入西藏的要道，当然也是藏文化的重要区域。
清政府当政时，为了“内固蜀省，外拊西藏”，便有将西康改土归流，建为行省的动议。
在这块土地上，除了藏族人民之外，还少不了有着悠久历史的彝族。今日四川省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，便为中国彝族最大的聚居区。红军万里长征中，最光彩的传奇之一便有彝海结盟。
不过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，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奴隶制，这也让大小凉山社会等级森严，奴隶贩卖和大烟盛行，生产力水平更是十分低下。
西康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，民俗风情，独具特色，同时阶级矛盾也很激烈。（王千马摄于四川成都安仁刘文辉故居）
刘文辉生于年，字自乾，祖籍安徽徽州，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，也是这位哥哥发迹的最大功臣。年，刘文辉与侄子刘湘为争霸四川，爆发二刘大战，以刘湘大胜做上“四川王”而告终，刘文辉则败退雅安。直到刘湘死后，西康才得以建省，刘文辉成为首任西康省主席。（王千马摄于四川成都安仁刘文辉故居）
秦怡一路上，都感受到了这里的困苦，“苦是苦得不得了，少数民族是真的苦，”而且大家对生命并不看重，不是你杀死我就是我要杀死你，“随时随地枪是打来打去。”
这种互相杀来杀去的行为，她记得那里叫“打冤家”。即使身为一个民族，却因为等级不同，大家有时就互为仇寇，最后便用原始的暴力来解决问题。
但它也给秦怡等人也带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，那就是自己容易成为被伤及的无辜。
为了保住性命，秦怡去一个地方，都尽量小心，有时便沿着墙根溜。
有一次溜到一半时，便听见耳边枪声大作，她只好躺在墙根里头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最后瞅住机会才跑回去，这才是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
路途中，她还亲眼看到了有两个少数民族兄弟被人绑了起来，吊在树上，一吊就是两天两夜，没得吃喝，让她看着都觉得苦死了。问他们需要什么，一句话也听不懂，只好啊啊啊啊地互相比画，最后才知道，他们要喝水。
随行的人就劝她，不要去找麻烦，让他们的对家知道了，大家就全都完了。可她还是忍不住，找到一个水缸，舀了一瓢水，给他们送过去。
问题是，他们吊在树上，又没法喝。最后只好一次次地松绳子。人还没放下来，他们的嘴巴就张开了。
不过，他们也只是喝了几小口，随行的人又警告她，不可以这样做，你是想把我们都害死啊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终止了她的救助。
让她受不了的，还有自己住的旅馆。那哪里是让人休息的地方，简直就是一座大烟馆，总会看到几个人躺在那里，呼啊呼啊地抽那个东西。吃的也不好，印象中记得，她曾经依靠吃苍蝇过日子。“把苍蝇放到大油锅里面炸一炸，放在小盘里，他们男同志就下酒，吃苍蝇了。”
这样的情景，这样的乱世，决非当下文艺青年所梦想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一个年轻的女人，把自己丢在了这样一片乱世，该有多大的无奈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。秦怡也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。在这样的处境下，再做以前妈妈脚边的乖乖女，显然是行不通，她必须要用一种强硬的姿态，来面对所有的不安和未知。
她说她努力地求生存，但也时刻准备牺牲，“随便你们怎么来好了，我就跟你们干。”
日后，当她跟随着运输车，从西康回到成都时，就差点在路上跟人干仗了。一批军队里的军官硬要挤到这趟运输车中来，人数不少，而且还要捎上自己走私的鸦片烟，准备弄到重庆。
“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晓得自己发财，对待士兵，都不当人看。”
更要命的是，他们一来，运输车挤不下不说，而且超载，容易路上出故障，那样谁都回不去了。大家都有些不同意。
他们便开始打司机的助手，甚至连司机也挨揍了。这还得了，司机要是被打伤，谁来开车？
“急死了，我就跟他们吵！”吵得厉害了，对方就捡起石头来砸她，她也不甘示弱，“我也捡起石头砸，后来还是我们的人又来把我拉住，说你不能再这样干了，他们都是军队里的野人。”
这些经历，对她这样一个女人来说，无疑有些惊心动魄，一不留神，真的就把性命送在了那个谁都不会当回事的年代。
但有时，她也感激自己逃离重庆的那段日子，它让她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更多暴虐的东西，并在这种抗争的过程中，锤炼了心性。
“苦难是真苦难，但是我真能够熬下来。”她甚至有些自豪。就像唐僧取经走了十万八千里，真的走下来之后，整个人生境界全都发生了升华。某种意义上，这让她在日后面对一切时，有了大宽容，以及从容不迫。与此同时，也让她的品质之美更为熠熠生辉。
日子也似乎苦尽甘来。抗战胜利之后，她回到了自己一别多年的家，尽管父亲业已去世，家里十数口人的生活需要她一肩承担，但她却没有叫苦。
电影事业上的厚积薄发，让她从此有了自己前行的目标，或者说，信仰。
与此同时，她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婚姻，对象便是当时的“电影皇帝”金焰。一切都像是郎才女貌，佳偶天成。
一年后，两人的爱情结晶——儿子金捷〔小名小弟〕出生，命运像是对她露出了微笑。谁也不知道，苦难还是不曾放过她。
夫妻俩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叫《失去的爱情》，不料一语成谶
不否认，秦怡是爱金焰的，从小对他就有偶像式的喜欢。
到接触后，他也非常照顾她和前夫生的女儿，以及自己的母亲，而且还时不时地制造些小浪漫，让秦怡觉得这才是真正地谈恋爱。
因此，她生平第一次坠入爱河。
直到今天，金焰的照片还端端正正地摆在秦怡老师家中的桌几上。〔王千马 摄〕
直到今天，在秦怡位于上海衡山路附近的家中，还摆着金焰的相片。数寸见方，被妥善地安在一个相框中，然后搁置在沙发旁的桌几上，潇洒倜傥地看着到访的每一个人。
他们是在香港结的婚，回到上海后，住的是南市，也就是上海在租界时期的老县城。不过房子都在打仗的时候被炸得不成样子，只能马马虎虎的这边糊一糊，那边挡一挡。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后来问起秦怡住哪里，她便用四川话回答陈毅。陈毅一听，说你们住这么远的地方不行，明天就搬家。
于是，他们先是搬到复兴西路，也就是孙科原先住的大洋房。没几年，孙科的小老婆回来了，一直闹着想要回这些房产。秦怡烦不胜烦，加上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尊敬，她就和金焰搬出去，住到了衡山路这里，从此便一住多年。
这里的房子其实是两套，但面积加起来也没有原先的大，其中的一套，她又给了没地方住的姐姐。总之，没有原先的大气。但不管怎样，秦怡也没什么计较，反正自己以前是吃苦头的，有这样的地方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在这两个地方，他们度过了一段安宁和温馨的日子。
年，夫妻两人甚至合作了新悲剧爱情故事电影《失去的爱情》。
有时，秦怡不高兴了，金焰就主动说，好了，好了，你是公主，我得让你——说起这个“公主”，还有一段故事，那是她和金焰去往周总理家做客吃饭，吃完了，邓大姐就问金焰，你是什么地方人，你的原籍在哪里。金焰就说我原籍是朝鲜，不过我入了中国籍了。“噢，那你是我们的驸马爷了，”总理说。邓大姐就加了一句话，“你不要欺负我们公主啊！”
然而，世易时移，新中国成立后迎来新生的秦怡，在电影事业上正如她如花的年纪，蓬勃向上。平时也经常东奔西跑，不是拍电影，就是参加各种接见活动，总之是忙碌得不得了。
《铁道游击队》
在新中国的电影屏幕上，秦怡既是《女篮五号》中的“林洁”，《铁道游击队》中的“芳林嫂”，《林则徐》中的“渔家姑娘”，《摩雅傣》中的“摩雅傣〔即医生〕”，还是《青春之歌》中慷慨就义的“林红”……这些角色让秦怡成为新中国最为知名的电影明星之一。（网络图片。上图影碟为北京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推出的“新中国舞台影视艺术精品选”之一。）
相反的是，身为以前的电影皇帝，金焰在家里大多无所事事，因为是秦怡的老公，他先是在上影演员剧团正式成立时当上了副团长，后来又在年，成为上海电影演员业余剧团团长。
只是这非他所愿，他更想要的是演戏。没有戏演的日子，他变得更沉闷了，宅在家中借酒消愁。
然而，又因为酒，他的身体开始被掏空，年，就因胃出血住院，在拍摄完《爱厂如家》后就此辞别影坛。这简直就是致命打击。
结果，两人虽然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反而没时间相聚了，更重要的是，距离的拉长，让谈心也变成隔靴搔痒。谁也没想到，他们合作的第一部影片，竟成了合作的最后一部影片。
这不免让人慨叹，他们合作什么不好，偏偏是什么“失去的爱情”，一语成谶。
周总理捎来一封信，说一个共产党员要面对现实
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，更是悲喜两重天。
先是在年，这边的秦怡被文化部评选为全国电影演员“22大明星”之一，与谢芳、李亚林等人齐名，那边的金焰却在一次手术中，出现了医疗事故，胃神经被切断，饭后只能平躺，感觉不到是饥还是饱。
接着是在年，正在读初三的儿子小弟，突然患上了“忧郁性精神分裂症”。秦怡这时才明白，由于多年对儿子疏于照料，他性格变得很内向。她一直以为是因为孩子小、害羞，但没想到，却出现了这种状况。
就连她自己，也在年，患上了肠癌。
在医疗条件并不好的六七十年代，染上“癌”这个字眼，几乎等同于死缓。躺在床上，她动也不能动，心里满是悲凉。
这个时候，她却接到了一封信，没几句话，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写的，其中说的有，一个共产党员要面对现实，无所畏惧，既来之则处之。
“我那时候已经入党了，”这封信写的是共产党员，但明显地就是指向秦怡。“他说我要面对现实，意思也就是，病来了，很重，是癌症，不会好了，这是现实，不能不承认。不过，他还是要求我，在技术上要注意它，在感情上、思想上要放松它。癌症也不是都死的，只要你有力量去抵抗它就可以。”
这简单的几句话，给了历经苦难的她，又一份厚重的力量。
事实上，这份力量，何止帮助了她从容面对疾病，更是在日后的人生中，成了她面对一切苦难的又一支柱。“我经常说一个共产党员要面对现实，现实就是这样了，你不能不面对它，然后将不好的东西努力变成好的，去改变它，就是这样子。”以前，她就这样做的，以后，她更要这样做。
“文革”中秦怡本人也没有逃离过被抄家、陪斗以及审查的命运。
她一直记得因电影《北国江南》受到批判时，她和导演沈浮一起站在台上，眼见着一帮小将们在殴打这部电影的副导演，然后暗地里握紧拳头，准备着他们万一太不像话，欺负到她头上时，她就给他们一拳。
“你要把我打死，我也可以把你打死，我不管了，豁出去了。”
日后，她遇到其他问题，心里头一不舒服，她就会想起周总理给她的几句话，并在心里将它说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就觉得这几句话对她非常管用。这也让她二十多年如一日，对病榻上的丈夫不离不弃。
中国的公主和驸马。在很多人眼里，他们是多么般配的一对。但现实总是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（网络图片）
尽管婚姻需要靠双方的某种“默契”而维持着，但她没有像逃离前夫那样，要求离婚。这种长时间的照顾，无疑甘苦自知，甚至让她演哭戏，“只要这时想想自己和丈夫的过去，眼泪就会轻易流出来。”但她在苦难面前，却不曾退却。
年，金焰旧病复发，在即将离去时，突然微微睁开了双眼，呆呆望着妻子，随后才永久闭上了眼睛。
儿子离世后，她把给儿子治病的钱全捐给汶川震区
对待两人爱情的结晶，她更是选择了坚强。
此前，她就愧疚于自己因忙碌而没有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，也因此没有注意到孩子性格的变化，最终导致孩子精神出现问题，又因为家庭变故，让状况时好时坏的儿子更是深受刺激，病情加重。
所以，复出时，每次外出拍戏，她都要把儿子带在身边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。为了更好地护理他，她搬到儿子的房间。白天为他按时喂药，晚上只要他有什么动静，再冷的天，她也要从被窝里爬起来。
然而儿子有时不理解母亲的艰辛，情绪一激动，或者看见她拿药，就要动手打人。１米８的他，一动起手来，就能打中她的头。她想逃，又怕儿子误伤别人，所以任凭儿子打自己，一边挨打，一边哀求，不要打脸，妈妈明天还要拍戏，第二天带着一身的伤，她再去片场。
即使是这样，小弟还是在她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干净整齐，加上高大、魁梧、英俊，有如其父，如果不与他对话的话，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病人。秦怡说：因他低能，我必须给他加倍的爱！
然而，就是这样的付出，最终也没有挽留住孩子的生命。在她85岁那年，儿子走了。早已经是满头华发的她，整个人为此瘦了一大圈，也曾一度不想活了，但她依旧挺了下来。
她曾赠送给自己一段话，“如果生命还反复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活着。但既然生命不可能反复，那我还是面对现实吧。”
事实上，小弟走前也说，妈妈，活着的人要学会放下。
年，汶川地震之后，她还做过这样的大爱之举，将她20万元的毕生积蓄捐给灾区。
她说，以前就怕孩子生病，每次住院都要花好几万，现在孩子走了，不用花钱看病了，我把这些积攒下的钱捐给灾区人民吧。
有人便感叹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！她虽然有过两段婚姻，但每段婚姻都没给她带来真正的欢乐。自身的身体也经常告急，加上年的肠癌，她先后４场大病７次开刀，还曾被摘除胆囊。
与此同时，身边最亲密的人相继离她而去。“历经坎坷，只剩孤独做伴”，然而，她的内心，却不曾归为虚无。
除了“面对现实”之外，她幸好还有电影。
历经孤独，她还要向世人展示美好
秦怡守在这里，守候着那远离却又永恒的爱情、亲情，以及往日的“自己”。〔王千马 摄〕
她对电影的痴爱，曾经影响过自己的家庭。
后来又因为自己的家庭，影响了她在电影事业上的更大进步。
如今，在送走了丈夫和儿子之后，她又守着电影事业，依旧乐观豁达地活着。年，已是90多岁高龄的她，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《青海湖畔》，并身体力行，亲自爬到海拔近米的青藏高原上进行拍摄。
《青海湖畔》网络图片
在著名译制片导演孙渝烽的印象里，这大概是源于十多年前，她对青海湖的一个情结——尽管她尝够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，“她还是希望把人们心里面美好的东西展示出来，”就像当年周总理给她力量一样，她也希望由此给当下的年轻人一种启发。
为了拍摄好这部片子，她每天清晨５时就要起床，来回六个小时的车程，即使在路上，她也忙着看剧本背台词。
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，煮饭无法全熟，吃的东西放在保温盒里带到片场也已经冷了。她也不曾叫过一声苦，她甚至要求自己出演翻跟斗等高难度动作，经过剧组成员苦劝才作罢。
孙渝烽问她，你怎么会上这么高的地方，感觉如何，“她说我好像还好啊，我一口气就上去了。她说后来我一看他们上来，好多人都喘着气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也假装着喘气，表示很累。”
这是多么可爱的艺术家啊。也正是这种豁达和面对现实，让秦怡在大风大雨之后，依旧风姿动人。
很多人以为她有什么养生之道，事实上，她既不吃什么营养品，也不注重享受，对她来说，心态平衡，遇事想得开，再加有事情做，就是她能胜天半子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谁说美人一定会迟暮。
也恰似百炼成钢绕指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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